【鸿儒论道】户籍制度改革：产业升级与城市发展

 

2015年9月28日，由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主办的【鸿儒论道】2015年第16期在上海举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钊教授担任主讲嘉宾。他以《户籍制度改革：产业升级与城市发展》为题，深入分析户籍改革对中国产业持续升级和城市化下一阶段发展的重要意义。

陈钊教授首先提出，究竟应当站在怎样的立场上讨论户籍改革？因多年来持续关注与研究户籍制度，他认为户籍改革不能只局限于经济学上的研究，还应从资政服务、社会现状中（如“农二代”、留守儿童、老龄化、农民工市民化）寻找有意义的研究议题，在“成本-收益”之外，做出共同理念、共同价值方面的思考与判断。更值得关注的是户籍制度改革决策背后的理念，因其涉及到了现代社会的人口自由迁移、城市公民权利等，由此产生的社会效益要大于短期的经济学收益。

随后，陈钊教授从经济学收益视角展开讨论。他认为户籍问题反映了中国参与全球工业价值链的社会人口结构变化。改革开放后，大量国外资本进入东部沿海地区导致的工业增长和资本积累，促进了大范围空间的劳动力流动。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的经济集聚效应，决定了人口流动的趋势，也意味着户籍问题无可避免。户籍的存在，阻碍了劳动力的市民化和人力资本提升，进而限制了产业升级的前景。

如何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陈钊教授认为改革的核心在于摆脱户籍制度的桎梏，提升人力资本。从地方视角来看，户籍制度导致劳动力流动的不确定性增强，造成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搭便车与跨期现象。此外，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形成的身份差异、福利差异，还带来了社会冲突、生产效率损失等社会代价。而从中央角度来看，其一直推动的市民化，其实质是人的城市化与公共意识的提升，也有赖于户籍制度的相应改革。而国家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人力资本提升，更是需要户籍制度改革背后教育改革等公共服务的提升。而与一般观点不同的是，陈钊教授认为异地高考并不是唯一和最重要的户籍制度突破方向，更值得关注的是职业教育改革。根据对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的研究，剔除掉可能的干扰因素，他发现高等职业教育的回报，有着显著的地方性空间差距。这说明职业教育应该放开户籍制度门槛，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得到更有效合理的配置。

尽管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长期影响非常明显，现实操作起来却处处是难点。陈钊教授认为，户籍制度层层递进，带来了地理、劳动力市场、社会及政治权利的分割。地理及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易于打破，而社会、政治权利层面的分割则面临着强大的阻力。从本地户籍人口角度考虑，主要有公共服务稀释及城市承载能力方面的顾虑。因此，他认为从这些顾虑方面入手，将有望突破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难点。

首先，应当扩大公共服务。如购置商品房、保障房、教育资源等，不应以户籍的获得为先决条件。而公共服务的提供，也可以有差异化选择，或通过配套措施实现公共服务在跨地区之间的适度平衡。其次，完善付费机制。纳税、择校费、物业税等，本质上都是一种付费机制，理应享有相应的公共服务。最后，户籍改革还可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如教育改革可先从全国性高校和职业教育开始，再到地方性高校。

最后，陈钊教授强调，户籍改革的意义在于推动城市人口多样化、市民化和公共意识的提升，形成基于常住人口利益的诉求机制，从“为增长而竞争”升级为“为和谐而竞争”。

在评议环节，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前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顾长浩、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中心主任何万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思思分别就陈钊教授的演讲内容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顾长浩认为，人口流动问题实质上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当前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法学方面的研究介入不够，导致立法层面进展缓慢；另一个问题是人口调控的思路需要从控制性、管制性转变为引导性。何万篷认为当前对于户籍制度改革的研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社会公众、管理者、市场主体、研究者之间需要加强更加有效的沟通交流，以实现城市的长远发展和竞争力提升。张思思教授则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表明户籍制度的确限制了城市化进程、劳动力自由流动、流动人口消费和平等就业等方面的潜力。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博士主持，现场近百位听众与会。在互动讨论环节，各位嘉宾还就劳动力结构、学区房、居住证制度存在的问题等展开了探讨。

“鸿儒论道”是由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发起，并获得香港东英金融集团和上海淳大集团的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